城镇化是工业化进程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和有效载体。拉美发展中国家在其城市化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教训。

“拉美奇迹”和拉美城镇化

了解拉美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首先必须清楚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常常所说的“拉美奇迹”。它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拉美各国普遍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目的是在国家大力扶植下，有计划地促进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一战略给拉美经济和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是：其一，许多拉美国家都建立起现代工业体系，实现了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的巨大变化。其二，经济高速增长。1950－1980年，拉美地区经济年均增长5.6％。据美洲开发银行提供的25个拉美国家的统计，1980年拉美人均GDP达2288美元，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在1950－1973年间，除西德、日、韩、泰国和中国台湾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超过拉美。其三，社会领域发生巨大变化。例如，拉美人的预期寿命从1950－1955年的52岁提高到80年代初的65岁，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从50年代初的44％降到80年代初的23％。总之，拉美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前几十年发展成就令世界瞩目，被国际社会盛赞为世界经济的“拉美奇迹”。

拉美城市化是在拉美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20世纪30－70年代是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时期，也是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时期。1920年拉美地区城市人口比重为22％，1950年达到41.8％。1950－1980年，拉美地区总人口增长了l倍，而城市人口却增加了4倍。80年代初，拉美已经是城市占主导地位，除中美洲的少数国家外，主要拉美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都超过一半。不仅如此，拉美还成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1980年拉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4％，1990年占71.9％，1997年占77.7％。

联合国预计，2025年拉美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的85％。拉美的城市化是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实现的。有资料显示，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而拉美国家仅用25年。在拉美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出现了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在一个（通常是首都）或少数几个城市的现象。例如秘鲁首都利马集中了全国人口的1／3，蒙得维的亚集中了全国人口的52％，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占全国45％，墨西哥城占32％，加拉加斯占26％，圣地亚哥占44％，巴拿马城占66％，拉巴斯占44％，太子港占56％，马那瓜占47％，圣多明各占54％，亚松森占44％。联合国199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在全球25个“超火城市”中，拉美占5个，其中圣保罗（人口1640万）居世界第2，墨西哥城（1560万）居第4，布宜诺斯艾利斯（1100万）居第12，里约（990万）居第16位，利马（750万）居第25位。

拉美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

由于拉美的城市化是在相对短时期内实现的，城市化缺少统筹规划，致使城市化进程充满“无序”和“混乱”。

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造成混乱。拉美国家虽然也存在城市间的移民，但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占绝大多数。联合国人类住宅中心认为，拉美城市人口增长有40％来自农村移民。在许多人看来，城市的条件比农村好，有相对较高的工资，有较多的工作机会（农村多是季节性的农业工作），有较好的服务设施和较大的市场潜力，可以得到较好的社会服务。城市相对优越的条件吸引着来自农村地区的穷人。但由于缺乏规划，城市没有能力为迅速增加的外来人口解决住房和基本服务（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交通运输、电力供应、给水排水等），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

大城市出现了大批非正规住宅和贫民居住区（贫民窟）。大批农民来到城市后，并不能得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很低，又得不到住房信贷，不能得到合法的住宅。于是许多移民通常会通过非法“侵入”的手段占领闲置土地，自己建设住房，其中许多住房是由破木板、旧轮胎、瓦棱铁板等材料建成。这些住宅并不在市政和有关部门规划之中，政府甚至认为这些住宅不合法，很少在这些居住区内进行基本建设投资，致使这些住宅区基础设施极度缺乏。这些非正规的住宅区逐渐发展成贫困阶层居住的大片贫民窟。贫民区居住条件恶劣已不单纯是一个住房问题，而是事关社会稳定的大问题。贫民区的许多居民是非正规部门的劳动者，没有稳定的就业和收人，没有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不少人滋生了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贫民区通常是犯罪率最高、毒品买卖和色情服务猖獗的地区，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发源地。

城市中逐渐形成一个“边缘群体”或“边缘阶层”。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并不具备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进入城市的这些移民长期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他们主要在城市经济的边缘自我就业谋生，许多人长期生活在官方确定的贫困线以下，长期不能合理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这些人逐渐成为城市地区的“边缘群体”，且规模越来越大。1990年拉美城市贫困家庭占家庭总数的36％，比1980年增加了11个百分点。1990年拉美城市贫困人口绝对数量比1980年增加5790万。城市贫困现象成为拉美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边缘群体和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突出了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的混乱，对社会稳定构成现实的威胁，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超前和过度城市化造成自然、社会和生活环境恶化。由于拉美国家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不协调，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城市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如城市空气质量恶化、水源被污染、交通堵塞、住宅拥挤、贫民区无序扩张、犯罪率上升等等。有人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城市病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拉美国家的城市病比发达国家更严重，比如自然环境遭破坏，生活环境恶化，社会环境恶化。城市病在自然环境和经济诸方面的表现会进一步传导到城市的其他系统。在不断恶化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中，为求得基本生存条件，公民个人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变异，可能会对社会公德、传统价值、公共设施产生怀疑和抵触，甚至可能会漠视国家的法律。在拉美国家，特别是在城市贫民窟里，时常出现对社会的不满和威胁社会稳定的思想和活动。由于贫困长期得不到缓解，许多人接受或认可暴力手段，一些城市经常出现暴力活动和各种骚乱事件，社会治安状况差、犯罪行为猖獗成为拉美国家大城市普遍存在但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1982年宪法第35条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民主党派人士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明确地说：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播出了访谈节目主持人法瑞德·扎卡利亚对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专访。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根据宪法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我们仅就兑现言论出版自由之宪法权利方面陈情如下：

关于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1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亦不如殖民地居民。

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参政议政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年9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9月23日（北京时间）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现在是中宣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试问中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我们的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

把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自由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墙上画饼，是经过《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执行细则来完成的。这些执行细则，槪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纳的审批制。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审批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公器”。因此，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审批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审批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历史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早在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1881年法国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报纸、刊物出版前的手续仅仅需要一份简单的声明，由报刊领导人签署，邮寄共和国检察院即可。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15年，比法国落后129年。

我们的具体要求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持。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信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信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络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体都姓“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不允许的。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我国加入了WTO，在经济上已经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的。港澳文化是送上国门的先进文化，观之于港澳报刊书籍备受群众欢迎而益信。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信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持媒体对党政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迫切陈情，敬希亮察。
2010年10月1日

发起人（23人）：
李锐（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
江平（原政法大学校长、终身教授，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李普（原新华社副社长）
周绍明（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锺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通讯院士)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杜 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郭道晖 (原《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萧 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庄浦明（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胡甫臣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 定（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于 友（原《中国日报》社总编辑）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总编辑)
于浩成 (原群众出版社社长)
张 清（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
俞月亭 (原福建电视台台长、高级记者)
沙叶新 (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为回族独立作家)
孙旭培（原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辛子陵（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
铁 流（民刊《往事微痕》总编辑）
法律顾问：
宋 岳（中国籍公民，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

2005年8月5日搜索引擎公司百度成功登陆纳斯达克，为中国互联网第二轮上市高潮划上一个大大的句号。其后长达5年的时间里，中国逐渐壮大的互联网市场中只产生了巨人、网龙、完美时空、金山等网络游戏概念股以及B2B企业阿里巴巴等少数几家上市公司。其中，除了盛大游戏、搜狐畅游以及新浪与CRIC等都是分拆上市的分蘖式发展之外，阿里巴巴是过去5年中唯一一家独立的非网络游戏概念上市公司。

与互联网上其他商业模式不同，网络游戏的竞争相关性不强，市场规模决定了中国能够容纳多家上市公司。但互联网其他行业，越来越严格的管制以及中国互联网整体创新不足，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在大公司业务多元化的合围下，独立的单一业务的公司竞争力越显不足，导致他们在还没有足够强大的时候就被巨头们扼杀了。

根据CNNIC最新的报告，中国互联网网民数量已达3.84亿，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作为网民上网终端的使用率迅速攀升，互联网随身化、便携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而商务交易类应用的快速增长，也使得中国网络应用更加丰富，经济带动价值更高。

网民需求的多元化，也促使中国互联网巨头们更希望通过多元化成长模式满足网民更多的需求，获取更大利润。本次评选中排名第3的腾讯，业务几乎涵盖了中国互联网上所有垂直领域，强大的资源优势以及对用户体验的独特理解，使其在每一种商业模式刚刚开始迸发出生命力时，就能迅速进入该市场，成为领先者。

中国互联网巨头合围的时代已经来临。

中国互联网最初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新浪、搜狐和网易“三大门户”早期的贡献。

但是，近几年来，由于互联网用户的需求日益丰富，带来互联网应用的多元化。网民已不仅仅满足于看看新闻、收收邮件等基本的应用，人们对信息处理、在线交流和商务的需要已逐渐成为主流，而长期以来业务单一的门户模式，也被后来的多元化浪潮所超越。

根据艾瑞的报告，今年第一季度，新浪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已被百度、淘宝、谷歌中国等公司超过，只排名第4位。商业模式单一的门户，只能满足用户一方面的需求，靠某一个单一的业务成为中国互联网市场的领先者已非常困难。

其实，网站为了获得用户，在人员、IT设施、推广等方面都有巨大的资金投入，但如果一家公司只有某个单一的业务，那么产生的流量进入网站后只会获得单一业务的收入，而后就轻易流出，将造成流量的白白浪费。

而多元化的公司，由于相关业务更加丰富，用户在体验某种业务的同时，可以轻易地被引导进公司的其他业务，实现用户在该公司业务内部的流转，减少成本的同时，获取更多收入。近年，腾讯已明确一站式互联网生活平台的模式已完成初步的架构。10年前那个只能满足网络聊天的企鹅，身边站满了帮手。2005年马化腾首次提出全面满点在线生活的雄心，并表示初步完成平台布局，计划未来打造出满足用户信息传递与知识获取、群体交流和资源共享、个性展示和娱乐、交易需求的社区服务平台。如今看来，腾讯的4大业务已经完美地符合了4年前的这个构想。10亿多注册用户和将近1亿同时在线的用户，在腾讯的社区平台中可以自由地寻找并满足自己的需求。

同时，腾讯庞大的业务群，使其能够从各种渠道导入流量，并在多种业务中循环变现，形成多种收入。以某一用户为样本，如果他访问腾讯，则可以访问腾讯的多种业务，为腾讯带来广告、游戏、物品交易等方面的多种收入。如果把一个用户比喻成一条鱼，业务单一的公司只有一种吃法，而多元化公司则可以有多种吃法，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用户能为新浪带来1毛钱的收入，则可以为腾讯带来最少5毛钱的收入，将用户的价值利用到了极限。

腾讯、百度和阿里巴巴这三大公司的特点都十分明显：都拥有成熟的商业模式，有一个在当今互联网界非常被看好的杀手级应用，并以此为中心构建出了庞大的多业务体系。杀手级应用是互联网上最为强大的入口，围绕着强大的入口搭建多元化的服务架构是一家公司能否成为领袖级企业的关键。虽然这些年来互联网公司都通过收购或自主研发的方式占据强大的入口资源，但当前真正称之为强大的只有QQ、百度搜索和360安全卫士和搜狗输入法等少数几个。

腾讯在其杀手级应用QQ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形成了以新闻门户、社区、游戏、搜索、电子商务、移动平台等诸多应用领域的大平台；百度除了拥有国内最具人气的搜索引擎之外，还以搜索为基础发展了新闻门户、社区、即时通信以及电子商务、视频等诸多业务；阿里巴巴以电子商务生态链作为纽带，形成B2B、B2C和C2C、支付、在线软件服务、即时通信、生活服务和搜索等多种业务模式。

与腾讯的多元化是以QQ为基础相似，百度的多元化的中心是搜索，围绕着这个中心推出了多个“基本点”服务。无论百度贴吧、百度Hi、有啊还是奇艺，其基础都是依靠百度搜索带来的流量。

中国互联网行业这种“一个中心，多个基本点”的发展模式已被多家公司效仿，能力大者如腾讯、百度等将逐渐完成互联网全行业的布局，而单一行业领导者或能力略小者如阿里巴巴、VANCL等则试图做成该行业中全领域的公司。

未来，什么样的互联网公司能够在竞争中胜出，必须具备：一、独一无二的杀手级应用，并在其之下拥有其他大量与杀手级业务互为补充的其他业务，能够极大地避免流量的浪费；二、现在及未来的收入都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三、在战略上保持超前和执着，能够在别人还没有发觉市场前景时提前布局，并在困难和别人误解时也能坚持。

多年来在搜索和即时通信上都不成功的搜狐，却在输入法上异军突起，尽管搜狗输入法并不能为搜狐直接带来收入，但却被张朝阳认为是搜狐实施技术化战略以来最成功的一个产品。搜狗输入法不但能够为搜狐带来极大的流量，还打通了搜狐各个产品和服务之间的联系，建立了统一的通行证入口体系，帮助搜狐从Web1.0向Web2.0成功蜕变。搜狗输入法的成功大大提升了搜狗在搜狐整体战略中的地位，据了解，搜狐未来很多产品和服务将以此为基础进行架构，是搜狐在门户框架之外建立另一个新世界的基石，为搜狐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业务纷繁错杂的公司，无疑能够成为业界的领袖，但导致的后果是倾向于分享果实，并不热衷于创新，因此跟随战略是他们使用最纯熟的手段。

互联网界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腾讯不做创新式的业务，只在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跟随市场领先者的步伐，并不着急马上就成为市场领先者，而是坐等市场壮大和对手犯错误的机会。2004年腾讯推出腾讯网时，新浪、搜狐、网易和TOM4大门户的格局已初步成型，人们普遍判断腾讯只是占位策略，难以与前几大门户竞争，但当2008年马化腾认为网络广告已经成为互联网上最具有持续盈利能力的业务时，突然发力，如今腾讯的网络广告收入也仅次于新浪和搜狐，位居门户第3位。同样的2008年腾讯开始发力网络游戏，经过短短2年的发展，根据易观国际的报告，腾讯网络游戏已经以24.1%的市场份额领先盛大排名中国第一。

而今年腾讯搜索突然发力，其原因是看中了谷歌中国退出后，留下了一个比较大的市场份额，要知道早在2007年腾讯就推出了搜索服务——搜搜，但一直在市场上按兵不动。

同样的还有拍拍网。业内人士认为，行业里最希望淘宝赚钱的是马化腾。据称，去年淘宝营业收入17亿元左右，这在马化腾看来根本不是钱，马化腾希望淘宝通过向用户赚到更多钱，找到一个成熟的商业模式之后，拍拍才能在这个真正的市场中寻找机会。

除了这些之外，像视频领域，一些网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达出了对腾讯进入市场的担心。至于今年业界最火爆的是微博，尽管短期内仍然看不到盈利的方向，但由于微博可能会成为继搜索、社交之后，另一个最强大的商业模式，因此新浪、搜狐、网易和腾讯等都已纷纷占定位置。

其实，近几年来在社交、博客、微博等领域，诞生了一批创新的小公司，但博客里的博客网、博客大巴等都已销声匿迹，而最早推出微博的独立公司也没有一家真正活下来，社交里倒是产生了开心和人人等几家有规模的公司，但是随着腾讯于2009年初的发力，已经挤压得开心网和人人网增长大幅放缓。

创新型公司的存在将作为巨头们的试验场和铺路石，帮助他们更加壮大。

这篇文章的最精彩之处在于提出了：你要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杀手级应用。

《往事》编者的话：近现代中国之转型，既漫长又痛苦，如同一个人辗转于噩梦之中，每当他自以为醒来的时候，却正是另一场噩梦的开端。所有的希望和预设，统统转化到反面。正如朱厚泽先生所问：为什么从寻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

朱厚泽先生的文章，就是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文章指出，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所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在一起”。

对于中国的选择，更为复杂的是，任何一种普适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自然有着不能省略的脉络和过程，不可避免地沾有现实的缺陷与罪恶，比如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在矛盾与对外的条约体制。此种二重性无疑影响了中国对世界的判断与道路的选择，而资本主义因其内在与外在矛盾所导致的危机与条约体制的崩溃，更从负面加深了这一影响，造成了一系列的“错位”。其具体表现是：当中国面临选择的机会时，资本主义却暴露出它全部的缺陷与罪恶；而当资本主义克服了危机获得发展时，中国却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机会。

这一错位还表现在观念的选择上，用以预设中国未来的，却是源自西方的、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二手”理论，而中国无论从任何方面讲，都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走笔至此，编者不禁感叹：对于典型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从未经历，却似乎什么都“见识”过了）。结果造成了心理错位：自以为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先进制度，等到回过神来，却发现已经严重滞后了。

大梦方觉，回过头来恶补资本主义，又造成了新的错位：经济开放和政治封闭。而此时的政治封闭并不是坚持什么“基本原则”，而是为了实实在在的特殊利益。其结果是，既没有资本主义所宣示的自由与宪政民主，也没有社会主所标识的公平与社会正义。因此，无论是姓“资”姓“社”，它都是最坏的那种。

但无论如何，走回头路已经行不通，不往前走也行不通。欲打破僵局，需要有超越性的思考和求真务实的勇气。本文以不长的篇幅梳理了中国的来路和走向，充满着深刻的洞见，其最后提出的“五个一般”，不但是历史的总结，也是中国未来的方向。所谓一般，就是作为衡量一个现代文明国家的基本标准，不论有何“特色”，概莫能外。

问题在于，中国似乎又到了选择的关头，它会不会再次错失机会？

朱厚泽：关于近现代中国路径选择的思考

如何观察分析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来龙去脉、发展趋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潮流出现了大变动的背景下，我们形成了如下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大体的表述如下：

在三大潮流的冲击下，三种经济形态并存，两大社会文明转型，以及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在时空两个方面，被压缩、叠加到一起，从而形成当今中国极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景观，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高难度的问题。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潮流冲击、三种经济形态并存、两大文明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这里讲的 “三大潮流”，是对当代全球主流趋势的简要概括，即：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这三大潮流的冲击，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
全球化、知识化和民主化，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大潮流，它的动因、它得以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二是组织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全面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文化精神方面的多元化，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三种经济”是指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许多民族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大体上前后相继的三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即：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两大文明转型”就是指：一、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趋于成熟。二、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指的是：共和国成立，在全国规模上推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转换中，我国选择了一条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以行政指令为方法，限制和取消市场制度，限制和消灭私营民营经济，压制民间社会力量，去推进我国的初级工业化，即人们长期讲的“国家工业化”、“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农村公社化”。经过三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对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效发展和社会持续文明进步极其不利。因此，我们又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单一国有制向民营为主的复合所有制，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二元结构……等等，这样一系列深刻的基础性、制度性转换的过程中。

这个转换既是经济社会制度的转变，又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变。“国有化”把一切财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把十亿人都变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整个国家变成为一部“大机器”，各个地方、企业、单位、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螺丝钉”。城乡被严格分隔，个人属单位所有，社会被国家吞没……。改革开放使这种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规则的束缚，行程艰难而无序。这个向市场化、民营化、城市化转换的进程，已经经历了20多年，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还远没有完成。

正是上述各种社会运动、历史潮流、深层变革、现实力量在世纪之交的汇聚与叠加，构筑成当代中国“社会舞台”的演出空间。

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种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扰，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到一起，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融和渗透，难解难分。这就是当今中国的现实。

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这般，如果从时、空双向——历史的和全球的——展开观察与思考，就不难发现，它是与人类文明演化中，中国近代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在时段上明显地滞后，和在路径选择上之偏离主流，从而形成的时、空双向的深层间距和强烈反差有关。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与现实的、地区的与全球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制度的与文化的、利益的与价值的、理性的与感情的……多维空间中的多重差距与对立。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我们讨论的中国近现代的路径选择，就是指在脱离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艰难曲折中，实际作出的这个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组织制度和发展路向选择。

中国路径的选择，是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这种具有长期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政权机构，重农抑商的传统的经济政策，盐铁专卖等传统的官家垄断，君臣父子、三从四德这一套意识形态的本土条件，使得我们在接受人类进步和近代事物的变迁时非常困难。当然，鸦片战争打起来以后，你还闭着眼晴，那不可能。那么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船，看到了炮，于是就认为挨打是因为我没有船，没有炮，所以就走洋务运动这条道路。但是在制度问题、文化问题上还是死死地顶着，不接受，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了买船、买炮，特别是为了造船、造炮，当然要改教育，要学新知识。但是在办新学以后，是把西方的东西仅仅当作一种工艺知识、技术知识来接受，对于工业革命产生的制度背景和它的文化理念，长期搞不清楚，知道了也抵制的。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进一步改革和创新，要使新的文明在我们国家成长发展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

整个二十世纪以二战为标志，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半期，到处充满着矛盾、冲突、危机、革命和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人类牺牲之惨烈，文明破坏之惨重，确是史无前例。后半期，经济起伏波澜不断，但全球性的持续经济危机没有发生；局部危机和局部战争断断续续，但全球冲突终于没有形成；冷战对峙长期存在，有时达到热战边缘，但终究没有发生大战。

到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冲突、革命和世界性战争这个条件是不存在的，冷战的终结导致和平和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着产业革命的进程，促进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推动着人类文明从工商文明向新的智能文明转变。

面对二十世纪前期的那场大的灾难和危机，人类在应对上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思潮和制度的选择。这里讲的思潮，不是思想家、学者书斋里的学术思想，而是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思潮，这些思潮都有大量的人群跟随，席卷过大范围的国家和地区，形成过大规模的运动，建立有强大的政党，掌握各国家政权，形成过各个国家的一些制度。

第一个，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其后继的斯大林主义制度。这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仍以农民为主体，具有强烈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中，借助西欧十九世纪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料，在以俄罗斯革命知识份子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工党激进派的领导下产生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空前的灾难，严重饥饿，人民普遍要求和平、面包和土地的紧急形势下，通过城市人民起义和军队倒戈来夺取政权，依靠直接暴力手段，建立严酷的革命专政，自上而下强行实施农业集体化和粗放工业化而建立起来的，具有强烈国家社会主义色彩的思想路线和国家制度。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这种思潮扩展到东欧、东亚以及其他地区，它们取得政权的路径各有不同，但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大同小异。这些特点是：一、经济上全面的国有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实行快速赶超的粗放工业化；二，政治上实行领袖个人独裁、一党绝对统治、直接凭借暴力的集权专制；三，在文化上是强烈的个人迷信和一元的、封闭的斗争哲学，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四，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虚构理论为前提，在对外关系上拉拢不发达国家集团，严格控制“大家庭”内部，冷战对峙并且号召、支持、输出和发动世界革命。

第二个，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及其制度。二十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渊源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这一思潮的继承和延续，它兴起于一战后，发展成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二战以后，它们在一大批国家掌握政权。在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约二十几个国家是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它们的群众基础是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它们的政治路向是争取工人和广大中间阶层的支持，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议会的多数以掌握政权，依法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工人和中间阶层的社会经济政策，促使经济的发展和就业的增加，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分配税收制度的改革，以限制资本的利润和剥削，提高人民福利，逐步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运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使用革命和暴力。它的纲领是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四大民主。混合经济，福利社会，人民运动，是它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和平、民主、改良、渐进、福利、公正、稳定、文明是它社会的显著特点。

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名目繁多，但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是他们共同的东西，所以到了九十年代，欧盟得以建立，英国的布莱尔，法国跟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成为
支柱。这股力量在现在欧洲的现实生活里具有主体地位。二战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各国的共产党非常活跃，在有些地方的议会选举中得到多数的选票，但是没能支持多久，而在那些发达国家，影响最广泛，时间最长，取得成果最多的是社会民主党。

第三个，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它实行的法西斯制度。法西斯主义不是个人的罪孽，它是对二十世纪前期全球性的矛盾、冲突、危机、混乱，在一个发动战争失败而陷入灾难，伺机报复的民族中，极欲摆脱困境、寻求出路的极端国家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的制度选择和反动回应。

法西斯主义可以概括为这么几个特征：一、政治上取消公民的宪法自由和议会民主，实行独裁专制；二、经济上否定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实行高度集权的国家垄断；三、思想文化上践踏人权，否定人道，宣扬神道主义，实行兽道主义；四、在对外关系上，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

由于法西斯主义与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文精神完全对立，所以注定它虽然很快兴起，却很快结束。

第四个，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对传统的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思潮。这里讲的新政是在一个幅员辽阔，国土和资源极其丰富，没有封建传统，由外来移民拓荒开发起来的新大陆上，已经成为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的新兴工业化国家里面产生的。是在它遭遇到极度深重的经济社会危机，濒临崩溃的艰难形势下，由以罗斯福为首的有远见的政治家们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深刻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一改革缓解了社会中尖锐的矛盾，从失落的深渊中挽救了工业制度，并把市场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制度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高度。这场改革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出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和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导致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社会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成为社会文明、富裕、稳定的基础。在经济社会改革的同时，还敏锐地抓住了显露出的国土生态危机，表现出人类的远见。

罗斯福明确地表现出三个坚持：经济上坚持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坚持公民宪法自由和议会民主制度；文化上高举人权的旗帜。同时一反传统的自由放任，实行必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调节，还触及了一些社会政治的改革。罗斯福新政在二战以后对美国的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对当今世界格局的形成，趋势和走向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美国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这四大思潮、四种制度选择是怎么产生的呢？

在经历了十九世纪工业的繁荣增长之后，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工业革命所形成的传统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矛盾都爆发出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上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和反映）。面对这样的矛盾，人们不会容忍在自己构建的文明面前衰败下去，总要寻求出路。这四种制度或思潮，就是人类寻找出路的最具代表性的四种。

这样集中的矛盾和危机的爆发，大家都认为问题出现在社会制度上，就是所有制上的私有制，经济制度上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带来大量的灾难和波动，人们饥饿贫困，不是因为东西太少了，而是因为东西太多了。这就导致了全球性的左倾思潮的发展，认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只能带来波动，因此就去追求公有制，追求一个在人的理性支配下的计划经济的制度设计。全球性左倾思潮的表现首先就是十月革命，冒出一个国家来，虽然它的内部经历了许多困难：清党、相互搏斗，但是在三十年代美国大危机的时候，苏联正在斯大林的高压下，一边清党，大量的杀人，一边强制推行工业化，而且取得了成就。

在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都向左倾，并且影响了中国的民族选择。我们本来看到船坚炮利就要学西方，却用国有制来搞，满清政府搞洋务搞不下去，梁启超、康有为就提出要制度改革，也没有闹成。后来孙中山领导了一场暴力革命，把它给推翻了。可是推翻了以后也不解决问题，包括五四运动——要从思想上清理我们这个传统里腐朽的东西。大家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五四启蒙运动，最后会走到共产党的建立和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建立？为什么从寻求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原因就在于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全球性的左倾。

经济上是这样，政治上又怎么样呢？经济上如此混乱，而那个议会民主制在那里吵，这个选上去，那个选下来，都不解决问题。所以，人们都想追求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治理混乱。于是两个东西同时出现，一个在经济上反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制度；一个在政治上认为议会民主制不解决问题，追求一个强有力的高度集权的政府。这两个东西汇合到一起，就出现了十月革命，一下子影响了一大片，又出现了希特勒，也影响了一大片，这两家虽然打起来，但总体来讲，在它们的基本理念上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这四大思潮的发展，实际上是在二十世纪进行的一场制度性的大比赛，到了世纪末是个什么情况呢？形象地讲，大体上是四条曲线：共产主义革命或者叫做现实的社会主义，它是一条由低向高，然后由高再向低，近似一个抛物线。突然兴起的十月革命、中国革命，朝鲜、越南、东欧一大片的革命，还跑到古巴，跑到非洲，特别是二战结束的初期大大地向前发展。但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六十年代后期经济发展开始放慢，七十年代以后进入所谓的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最后到了九十年代，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瓦解为标志，整个制度崩溃；法西斯主义近似一条尖脉冲，突然升起，突然垮台；社会民主主义则类似于一条平缓的渐进线，逐步往前走；而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改革思潮则相反，从临近崩溃的边缘，经历了改革、二战，出现新的科学技术革命，逐渐上升，到了克林顿执政的时代，实现了一百一十个月的高增长。

二十世纪大致就是这么个情况。

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四大思潮的较量、兴衰、演变，回过头来观察人类的足迹，我们可以得到“五个一般”。

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危机，经历了人们抛弃它、选择了一个和它对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在全球许多国家的实验、较量，最后再放弃，再回到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百年来进行了这么一场大较量，较量的结果叫做市场经济一般。

在人类文明历程中，不存在什么绝对理想、绝对优越的经济制度。在人们已经试验过的各种制度模式中，经历过二十世纪变革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可能是好处较多、害处较少，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刚性较弱、弹性较强，排他性较少、包容性较广，比较易于自我更新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迄今为止人类已经找到的有效组织社会经济生活的形式、制度、方法的基础（与此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则是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制度舞台上，信息技术革命和智能经济发展波澜壮阔的前景，正是其力量的证明。市场经济从人类早期由于不同的资源背景、资源条件，需要有所交换以来，越来越向前发展。离开了市场，信息无法聚集、交流，价格无从发现、形成，资源不可能进行优化的配置，经济发展的动力无从提供，因此市场经济制度是在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逐渐发育、形成、校正、丰富的一种制度。现在还看不到摆脱这种制度的前景，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在二十世纪，世界经历了两种制度模式、四大思潮反复的较量。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高度集权、高度刚性的集权制度有它的好处，但是从长期看靠不住。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也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还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

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二十世纪高度集权的国家，想用人类理性设计的计划经济制度（实际上是行政命令经济制度）来替代原有的制度，反映到社会问题上，就是国家吃掉社会。作为人群聚集的社会，如果没有自身公民社会的发育，要支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和文化持续的繁荣创新，要使整个国家机器能够比较稳定，都办不到。我们在二十世纪犯了一个大错误，在五十年代干了这么件事，国家垄断全部资源，从妇产医院一直管到火葬厂，全管起来，有一段时间连锅也砸了，统统去吃罐罐饭。这个东西不行，一定要划分公的领域和私的领域，划分社会的领域和个人、家庭的领域，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问题，要用各种公共组织或设施去解决，对个人、私人的事情不要随便干预，使社会本身充满生机和活力。社会的治理也要从专政、统治、管治、强制、限制的思路转变过来，实行企业自主、公民自治、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合作共治，否则是搞不下去的，我们在这个方面有非常痛苦的教训。

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或者叫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一般。我们已经进到这样一个时代，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在人跟自然的关系上求得一个和谐的结果。

按照公布的材料，现在森林的采伐量已经低于森林的生长量，你说这是假话吗，也不好这样讲，但是如果就此认为我们的森林都已经恢复了，也根本不是那回事。森林要成为绿色水库是有许多条件的，不是说种上树以后就成为绿色水库了。你到西双版纳看一看，从地衣、苔藓、蕨类一直到各种各样的野花野草，还有各种藤蔓在里面，然后小灌木、大灌木、小乔木、大乔木，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那个才叫做作森林。我们现在种上几棵树就说森林恢复了，没有那回事，它不具备森林的功能。

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要研究往什么方向走。人类正在从传统农耕经济依靠生物的再生产，经历工业经济跟自然作对，再走向新的如何依靠生物自身来求得发展。

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把知识当作一种功利来学，培养了一批手艺匠人，而且知识面非常窄，这是非常危险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

我们回顾一下这二十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禁锢一解除，各种经济力量，国家的、部门的、地方的、民间的，国内的、国际的，一般传统的、比较现代的就都得到发育、发展，成长起来，活跃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各显其能，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竞争。

什么是先进生产力呢？是某种工具、某种设备吗？是某种加工方式、某种工业路线吗？是指某种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吗？是指某种结构、状态和运行机制吗？都对，都不对。好与坏、优与劣、先进与后进都不是主观的、先验的，而是表现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演进过程，通过过程而展现，又是过程的产物，也只能通过过程来判断。因此适应人们的希望，经济能够繁荣，需求得到满足，以促进人自由全面的发展，政治家要办的，就是创造一个优良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使各种经济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不断改变和寻求更加优化的组合，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以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用中国的古话来讲，就是实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

什么叫先进文化？它不是讲的某一种理论和某一个学说，也不是说的某一个学派或者某一本书，也不是讲某一个艺术家或者某一个理论家，而是指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时间的不断推移中，各种思想、理论、学说、学派、艺术风格、艺术流派，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的文明对话、文化对话，互相交流、互相借鉴，相互批评、相互竞争，接纳、融合、选择、创新，是指这样一种生生不息、去旧图新、蓬蓬勃勃、不断创造的发展过程。

借鉴我们二十多年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的经验，反思五十多年思想僵滞、文化凋零的教训，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解除思想文化禁锢，实现宪法早已规定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它不就发展起来了吗？

社会经济方面也是一样。“绝大多数人”是谁呀？在哪里呀？它具有什么样的利益和要求啊？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使我国的社会流动恢复，结构单一的状况不复存在。社会分化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分工、分野、分层、分化，已经十分清晰，面对这样深刻的社会结构性的变革，采取什么方针呢？即不能回避、掩盖，也不要紧张、害怕，理智地面对现实就是了。既然选择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市场必然带来社会群体的分化，就要承认各个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利益追求，允许反映不同利益的经济、社会、政治主张得到正常、合法、公开的表达，允许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间组织、代表机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得到正常发育，合法存在，公开活动。闷起绝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首先要让利益追求得到表达，然后组织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对话、谈判，用制订契约、协议、合同、法律、法规的办法，来建立不同群体之间当时、当地可以接受的折中利益，使得我们能够在当时、当地都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保持社会和谐。只能走这个路，压倒不是办法。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不同群体之间既有利益的矛盾，又有利益的共同性，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才能切分得多，保持社会的安定对所有的群体都有利，大家都注意行为的规范才不会撞车。政府就是要组织协商、对话、谈判，要走这个路，不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原载《往事》第五十四期 二零零七年四月九日

限售股上市使得供应增加，按照前面说的，供应增加，势必造成供大于求使股价下跌。

另外，限售股上市本来就是一个利空消息，哪有不跌之理？

现在，你以为限售股上市对股价的影响是反面的，对吧，可是你又错了，你又忘了重要的一点。

这一点是，中国股市有着严重的操纵行为，限售股的持有者一般都是公司大股东，哪个不想卖个好价钱？为了卖个好价钱，唯一的方法就是往上拉抬股价，不对吗？

你或许认为：嗯，你分析的有理。

错了，你又错了。就算大股东要抬价，也要等到限售股上市这一天之前抬价吧，通过观察你会发现，限售股上市这一天往往是股价处于阶段高点的时刻。也就是说，之前如果低的话，限售股持有人会往上做价，之前如果高的话，只许维持，到限售股上市这天，猛烈出货。

限售股

股市小丑

搞股评的最喜欢拿基本面来忽悠电视机前愚昧的散户，讲什么公司前景如何如何，地位如何如何，却很少谈及最重要的成交量，一片胡扯，让人怀疑这些人到底会不会炒股。

更有甚者，甚至拿基本面的情况来指导大家操作短线，还有比这更傻逼的股评家吗？

有，一定有，那就是被台上的大师迷倒的散户们。

我们都是普通人，普通人的意思就是，概率这件事是很准的。因此，我们不会买彩票中500万，我们不会成为比尔盖茨或者李嘉诚，我们不会坐飞机掉下来，我们当中很少的人会创业成功，我们之中有30％的人会离婚，我们之中大部分人会活过65岁……

所以请你在想自己要什么的时候，要得“现实”一点，你说我想要做李嘉诚，抱歉，我帮不上你。成为比尔盖茨或者李嘉诚这种人，是靠命的，看我写的这篇文章绝对不会让你成为他们，即使你成为了他们，也绝对不是我这篇文章的功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真正当皇帝的只有一个人，王侯将相，人也不多。目标定得高些对于喜欢挑战的人来说有好处，但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反而比较容易灰心沮丧，很容易就放弃了。

回过头来说，李嘉诚比你有钱大致50万倍，他比你更快乐么？或许。有没有比你快乐50万倍，一定没有。他比你最多也就快乐一两倍，甚至有可能还不如你快乐。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不是和别人比赛，比谁要得更多更高，比谁的目标更远大。虽然成为李嘉诚这个目标很宏大，但你并不见得会从这个目标以及追求目标的过程当中获得快乐，而且基本上你也做不到。你必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寻找真正能够使你获得快乐的东西，那才是你想要的东西。

你想要的东西，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目标，目标其实并没有高低之分，你不需要因为自己的目标没有别人远大而不好意思，达到自己的目标其实就是成功，成功有大有小，快乐却是一样的。我们追逐成功，其实追逐的是成功带来的快乐，而非成功本身。职业生涯的道路上，我们常常会被攀比的心态蒙住眼睛，忘记了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忘记了是什么能使我们更快乐。

社会上一夜暴富的新闻很多，这些消息，总会在我们的心里面掀起很多涟漪，涟漪多了就变成惊涛骇浪，心里的惊涛骇浪除了打翻承载你目标的小船，并不会使得你也一夜暴富。“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揍。”我们这些普通人既没有当贼的勇气，又缺乏当贼的狠辣绝决，虽然羡慕吃肉，却更害怕挨揍，偶尔看到几个没挨揍的贼就按奈不住，或者心思活动，或者大感不公，真要叫去做贼，却也不敢。

我还是过普通人的日子，要普通人的快乐，至少，晚上睡得着觉。